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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古穷至妙 凭心得真情（1） ——关山月早年山水画初探
关山月先生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坛卓有成就的艺术家，笔者以为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山水画的创作上，其次在花鸟和人物画报创作方面也均有骄人的成果，每个时期都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作品。以下的篇幅将探讨关先生早年山水画语言的几个问题，试图从他艺术的酝酿期去把握关氏作品的谷值形态及其审美特质。如把他的个人选择和探索置于二十世纪的时代背景中，我们将会发现许多意味深长的问题。
早期山水画的价值形态 1940年，当年轻的关山月先生来到抗日的大后方——桂林，即被“甲天下”的桂林所倾倒，一如他文中谈到，“我第一站来到了桂林就给桂林山水吸引住了，我就画了一个十多米长的《漓江百里图》手卷”，此手卷长2900cm（现藏关山月美术馆），是关先生早年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对研究关氏早年风格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幅作品当时就引起世人的关注，艺评家鲁琳对这幅作品的评价：“《漓江百里图》是他（关山月）最近的精心的作品，题材是从漓江桥起，沿着漓江向下，直到阳朔为止，图长八丈多，在两个月的短期间完成这个巨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优秀而熟练的技能，记得读历史时宋朝有一个名画家夏圭，作了一幅《长江万里图》曾经轰动过当时的人，《漓江百里图》想来也会引大家的注意。”这样热情洋溢的赞扬对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画家来说无疑是非常鼓舞的，但是这段溢美的文字并不能让我们完整地了解关山朋创作的意图，关氏当日创作此图的目的并非一如前人寻幽探胜式的“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寄乐于画。在时隔五十年后的一本关山朋画辑中有一段文字颇能体会作者当时的心境：“此卷为一九四一年作者末能实现到抗战前线战地写生的愿望，而萌生‘行万里路’的念头，于第一站的漓江写意之作。秀美如画的漓江山水与作者此时对国运的忧虑产生了极大反差，也就构成此作苍凉的基调，荒村古渡，断涧寒流，怪石丑树，一峦半岭，空江浮烟，暮山横翠，‘草色烟光残照里’，使人感受其于赞叹河山之美的同时，流露出‘关河一望萧索’的感慨，诚为作者当时心境之写照，与此，亦足见其道德文章与自觉的使命感。”的确如此，手卷中娴熟的技艺并不能掩盖一颗萧瑟的心，正如他后来的一篇谈话中所说的那样：“在桂林，我画了第一个手卷《漓江百里图》。我力求画祖国大好河山，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指导行万里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当时他见江山如画而动怜爱之心，希望以笔墨形之，以激起国人护我河山之豪情，和他画抗战画的初衷并无二致。我们如果回顾关氏较早一张山水画创作，便会对他创作山水画的价值形态十分明白。这张山水画作品是《从城市撤退》（此图现藏关山月美术馆）。该图的题跋很清楚地交待了创作缘起“民国27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于倭寇，余从绥江出走，历时四十天，步行近千里，始由广州湾抵港，辗转来澳。当时途中避寇之苦，凡所遇所见所闻所感，无不悲惨绝伦，能侥幸逃亡者似为大幸，但身世飘零，都无归宿，不知何去何从！且其中有老有幼有残疾有怀妊者，狼狈情菜不言而喻。幸广东无大严寒，天所尚佳，不致如北方之冰天雪地，叵为北方难者，其苦况更不可言状。余不敏，愧乏燕许大手笔，举倭寇之祸笔之书，以昭示来兹，毋忘国耻！聊以斯画纪其事，惟恐表现手腕不足，贻笑大雅耳！28年于古澳山月并识。” 我们从这段沉痛的文字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感时伤世的情怀，换言之，关山朋创作这幅山水画的原动力来自于仇恨——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仇恨。河山沉沦，国破家亡，千里逃难的经历构成了关氏艺术向外倾泻精力的无止境活动欲的动机结构。我们妨把这看成关氏艺术的基石。“不动我便没有画”的夫子自道的背景是中化民族 半个世纪来饱经风雨的事实，“在抗战中我流浪过，我逃过难，由一个城市经过一大段黄泥公路，晒晒太阳，淋淋雨，抹过一脸尘土，又到一个城市，逃难的经验，给了我流浪的勇敢，教我不怕路长，不怕在路上或然遇到的贫困，启示了我‘行万里路’的决心。”他作品所表达的意欲正是当时整个民族共同的呼声——抗日。我们可以从中想像得到关氏从开始步入画坛即得普遍认同时情理之中的事。然而他艺术的起点正好印证师高剑父再三强调的“笔墨当随时代”的现代国画的改良理念。从艺术观念上可以看出关氏与乃师是血脉连通而且肝胆相照。行文到此，笔者可以得出结论：关山月从他的艺术酝酿期起注意到形而上的价值形态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占有主导的地位，这种理念不仅来自乃师的教诲 ，也是他本人在二三十年代所亲身经历得来的启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关氏作品母题的转换：从建国前关注民生疾苦的描绘到建国后歌颂国家改天换地的建设都合符逻辑的说明了这点。“意在笔先”、“画画为什么”这种带有终极意义的的考虑终其一生都躬行不渝。在近年的笔墨大讨论中，关山月先生还一再谈到了这个问题“绘画不但只反应现实，追求的是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这需要高妙的表现手法和真挚的感情投入”。也正因是这样，所以关作品避免了内涵的空洞无物和理想追求的空白，从而多了一份强烈的特征——个人情感在画面上的充沣流露。这想这也许正是关氏作品的魅力所有吧！
早期山水画语言的溯源 《漓江百里图》是关山月29岁创作的山水画手卷，可以说是关氏决心“行万里路”实地写生创作的开端之作，我们如从形式语言的角度去分析此作的基本笔墨语汇，就会发现他明显地运用了圭角方硬的山石造型并以水墨勾斫为主要手段去塑造秋后江景，这种苍劲兀突、 刚劲而方折的语言，让人想起南宋体“马夏”的画风，显然关山月是在借助前人的范式进行实地写生。如果对比起他前一张山水创作《从城市撤退》的语言，就会发现《从》图还是笼罩在高剑父的画风之内，以雄拙而富金石味的线条写树木，虚处的空气感受和寒江的处理用浑茫湿润的水色渲染出来，再加上城市高楼和飞机的出现，可以说关山月已经十分熟练地掌握高氏所创的“折衷”语汇，而《漓》图则显示关氏的西南之行有了新的追求，也许是西南嶙峋的山石，雄强突兀的地貌给了画家启示。细看此图我们可以发现关山月在《漓》图中一反《从》图的拿手好戏渲染，让位于刚劲的勾斫，烟水迷漓的画法仅见于江面的一部分。中国山水画技巧的完善，也是表画家感觉是否有效表达的规范过程。山石的真实形象，开启了画家从心源体会到技巧操作的整合。单从技术角度而言，我们不妨把关氏的这张写生作品视为“马夏”语汇的实地操练。在这里引笔者饶有兴味的问题是：关氏作品的“马夏“语汇的源头在何处？纵观整个岭南画派就会发现，以高剑父为中心的团体中，凡擅长山水的几位门生都出现对“马夏”语汇的迷恋，尤其是他们艺术的酝酿期。如叶永青、黎雄才等。毋庸多方，关、黎、叶等人笔墨趣味的选择来自于他们的老师，那么，高剑父从哪儿继承这种“水墨苍劲”的南宋体语汇呢？我们可以查看高剑父运用“马夏”语汇最为娴熟的代表作《鸡声茅屋店》，此图作于1918年，据高剑父年谱所记，是高氏四十岁所作，其时他已经多次赴日本留学考察。值得留意的是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高剑父出国之前的作品并没有涉及“马夏”语汇，多数是居派风格的花鸟画。所以笔者大胆地推测：高氏对“马夏”山水语汇的继随来自他的东渡之行——在日本的收获。原因有三个：一，标识着南宋院体画风成熟的“马夏”语汇，发展到明朝浙派吴伟之后已式微，被时人讥为“日就孤禅，衣钵尘土”，董其昌在“南北宗”的趣味选择中将其归为缺少文人涵养的北宗，而后，清代始终未成为主流，二，南宋时期来中国江南取经的日本高僧对当时盛行画风表现出极大的尊崇，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来华的日僧藏山空顺，觉林等百余禅师把这许多院体风格的作品涉及洋带来了东瀛，今时出版的《海外中国名画精选》都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点，日本藏南宋画的数量及质量之高，纵使是国内亦难以企及。三，擅长“马夏”语汇风格的日本画僧雪丹曾于明成化年间来华，并遇浙派画家李在切磋画艺，后成日本画坛的一代宗师。曾数次在东渡日本的高氏自然深谙其源流，他在对《日本艺术界宣言并告世界》一文中言：“我国六法，则早于南北朝进随佛教以东渡；由唐而宋，贵国（日本）遣派艺文人士来学，实繁有徒，泊乎明季变乱，敝国画人避难长崎者，前后踵接，浪云庵主是其者，实以北宋法树长崎前期之画派。其后林罗山，释逸然、隐元等相继东渡，授衣钵于北岛雪舟、池大雅。而平生力主“以宋院画为基础”的高剑父没有理由不对其详加研究的。综上所述，从笔墨语汇的传承的角度而言，他理直气壮地慨言“日本画即中国画”。可见高剑父在异邦不仅是学习了西画的写实技巧，还传承了在中国失落已久的南宋院体笔墨技巧。如从这点上来衡量如今被视为“用西方写实风格来改造延袭已久的文人画”的岭南画派实在是一种误解，关山月四十年代的山水写生作品就是明证。而这也是关山月“借古开今”的坚实基石，关氏画风奇堀雄杰山石造型显然从“马夏”语汇中发展出来。 象高剑父这样在“他乡中重新发现中国”，在二十世纪初脚步匆匆的海外游子恐怕还不是一个特例。在向西方寻找真理但却寻回了祖宗瑰丽宝藏的现象，是近代文化史上颇为奇特的人文景观，如林风眠在法国的陶瓷博物馆内发现了中国民间瓷绘的水墨和线条，继而发展成林氏独特的水墨风格；常书鸿在巴黎的赛红领巾河畔发现了敦煌；傅抱石在日本发现了顾恺之等。而且无论是林风眠的教师杨西斯特或常书鸿的教师劳朗斯都对东方艺术持有浓厚的兴趣，并提醒他们的学生重新估量自己民族的传统。这说明二十世纪东方艺术引起西方人的美好憧憬，但这种憧憬究竟是出于西方人对异质文化的纯智性追求还是对自身文化厌倦引起求异这时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过本世纪汉学在西方学术界的迅速扩张倒是推动了本土经验的国际化，如敦煌学和纳西学等的文化研究已经是世界学术界的显学。于此，从高剑父，林风眠、常书鸿等人的经历上我们会看到在中国人日益信心萎蘼的日子里他们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再认识注入了启人奋进的力量。
以上谈了对关氏早年山水画艺术语言的两点认识，笔者以为：关山月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宣扬关氏的成就有多高，而是关氏在几乎贯穿二十世纪的长期艺术追求中，历时性地呈现了他随时代变迁而自我调整的心路历程，其中蕴含着许多值得回味的启示，即使在今天，仍有其现实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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