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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下午，我馆举办了第66期“四方沙龙” 学术讲座—《敦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美术的新动向》。讲座由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主持，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赵声良博士主讲。讲座认为以张大千为代表的一批画家在敦煌、新疆等地的壁画临摹与学习，一方面促成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一方面给中国画坛带来了新的气息，以敦煌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开始愈来愈强烈地对中国现代美术产生着影响。约有100余名市民聆听了讲座。
赵声良首先在讲座中介绍了从30年代开始前往敦煌临摹和学习的一批画家。1938年，李丁陇一行10人来到敦煌，在敦煌停留8个月，对壁画进行临摹。后来，他在西安举行展览，引起极大反响，张大千正是看到了这个展览，才决定前往敦煌一探究竟。1941年，张大千率领弟子、家人来到敦煌，他前后两年的时间，共临摹了300多幅作品，并第一次给莫高窟编号。他临摹的作品相继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举办展览，产生巨大影响，对于传播敦煌艺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敦煌艺术也对张大千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大千晚年的泼墨泼彩山水中，对色彩的运用、开阔的境界都是受到了敦煌艺术的影响。
此后，源源不断地有艺术家远赴敦煌朝圣。岭南派大师关山月曾在1943年去到敦煌，他后来在南洋写生中创作的一系列人物，都有敦煌壁画的影子。曾经创作《开国大典》的油画家董希文是最早追随常书鸿先生在敦煌建立研究所的成员之一，他的名作《开国大典》中，人物的布局、色彩的运用上都吸收了敦煌艺术精神。
在赵声良看来，20世纪40年代一大批艺术家前往敦煌临摹壁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是促成了敦煌石窟等文化遗迹的保护。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从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敦煌盗走一大批珍贵文物开始，直到1938年李丁陇前往敦煌，几十年间，中国的文化界没有人去过敦煌。“现在我们想这段历史的时候，想起陈寅恪先生说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者也’，他伤心的不完全是这个东西被外国人拿走了，更伤心我们的文化人是比较麻木的，我们没有人想到要去考察一下敦煌到底怎么回事，有没有剩下来的东西，没有人去。”赵声良说。旧文人没有实地考察的精神，而1940年前后，是美术家走在了前头，继李丁陇、王子云、张大千考察临摹之后，以常书鸿为首的一批艺术家促成了敦煌研究所的成立，开始对这批珍贵的遗迹进行保护。
第二是扩展了人们对中国传统艺术的认识。敦煌给中国艺术家打开了一扇大门。在希望用西方艺术来改造中国画的艺术家们看来，与明清文人画完全不同的敦煌艺术带来了中国艺术的另外一个传统，我们有这么好的艺术，而且这个艺术比西方的文艺复兴早了一千年，是否能用敦煌壁画去改造中国画的软弱状态呢?这促使很多人在思考，思考我们的传统怎么样发展、怎样吸收。更值得注意的是，敦煌艺术的宏大也让艺术家们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形成了更加强大的艺术，要知道，敦煌艺术正是在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而形成的。关山月在后来谈到敦煌之行时曾经表示，通过临摹，使得他对中国画更加有信心。
第三方面，敦煌艺术在美术界越来越深入人心，很多艺术家吸取了敦煌艺术的营养，在创作中表现出来。赵声良认为敦煌艺术的继承和创新是一个很丰富的，而且是精神层面的，可以从中体会和领悟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些精神，从中体会中国传统当中很宽阔的境界，然后用这种境界来丰富我们自己，去创造一个新的艺术作品。这个艺术作品不是说哪块颜色是敦煌的，哪个形象是敦煌的，而是境界是敦煌的，那样的话才是一个高层次的学习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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